作者：詹姆士‧威爾遜

 

　　你不妨想想看，在談到自己的人生時，你會使用怎樣的字眼。你比較常說，“過日子”（I live my life…），還是“開創人生”（I lead my life…）？

 

　　不論你自己，還是周遭對你有影響力的人，使用前者的機會都高得多。Google現在點閱I live my life次數，要比 I lead my life多90倍。而且根據Ngram的英文書籍中用語比較顯示，上世紀以來，live life的人氣呈現直線上升。

 

　　我想呼吁今日的反思實踐者（reflective practitioners）遏制此修辭手法的趨勢。當談及自己是怎樣的人，或希望成為怎樣的人，請盡量使用lead life的字眼。以下我列出三個理由，說明為何在企業界乃至更廣泛的領域中，lead life代表的是更進取、甚或更為高貴的存在方式。

 

　　開創人生者成為他人典范。1926年，作家舍伍德‧安德森（Sherwood Anderson）給17歲的兒子約翰寫了一段文字，因為他當時正在思索應該把焦點放在學習還是事業上。

 

　　“如果能重新開創人生，我猜想自己仍會當作家，但我首先絕對會注意學習如何直接用雙手做事。親手做帶來的滿足感，大概沒有什么事能比得上。”

 

　　安德森的反思顯示，在開創人生時，抉擇以及有意識的學習扮演重要角色。他承認，選擇寫作為生是不錯的決定，如果人生能重來，他仍會這么做。然而這個選擇還是有疏漏之處，直到多年后他才終于明白。他希望當年能先學習直接體驗事物，像工匠般運用自己的雙手，然后再邁向編織故事這個較抽象的世界。不過最重要的是， 安德森提及自己如何開創人生、乃至事后回想該有什么不同做法時，也刻意為他人指引如何開創人生的范例。

 

　　開創人生是個人成長與專業成長的先決條件。當開創人生時，我們設定了愿景，決心由較低層次提升到較高層次，不會屈服現狀地過日子。

 

　　這個觀念見亨利‧大衛‧梭羅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1854年的名為〈經濟篇〉（Economy）的論文：“眾人開創的是沉默絕望的人生（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）。所謂認命，就是確認過的絕望。”

 

　　乍看之下，這是一種悲觀的論點。但梭羅以這一描述，期勉讀者更新自我認知，并以此為起點，深思熟慮地開創人生，而不是被動地接受人生。

 

　　開創你的人生意味著培養自我認知，并為此做好準備，了解自己優勢與熱情，又該避開怎樣的工作，以終結沉默的絕望。在梭羅出現的一個多世紀后，丹尼爾‧戈爾曼（Daniel Goleman）以實驗資料呼應這個觀點，指出“…把自我認知結合內在動機的員工，能認識自己的極限──但不會滿足于看來太易達成的目標。”

 

　　開創人生者運用科技作為自我檢查的新工具。你在日常生活中，可運用科技購物、娛樂、成為虛擬好友或追隨者，但也因此產生許多個人資料。矛盾的是，這些生活的痕跡──在網絡上、提款機里，或使用智能手機時──別人比你自己還更感興趣。營銷人員以你為對象，加以區隔、瞄準與分析。

 

　　但該如何運用科技來檢查自我，刻意制造可供私下反省的個人資料呢？針對這個本質上全新的問題，開創人生者現在開始思考。

 

　　例如最近《哈佛商業評論》一篇文章中，我說明一些專家如何利用自動分析技術，檢驗自己開創人生過程中某些可量化層面。他們與追蹤自己相關資料的不知名他人主客易位，反過來利用新工具搜集只供他們自己參考的個人資料。有位受訪者利用智能型手機科技，追蹤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緒，協助分析何種職涯她最能勝任愉快。還有位受訪者是軟件工程師，他以科技追蹤日常工作習慣，用以提升職務的生產力與滿足感。

 

　　這兩個案例都是借助科技來勾勒自己的面貌，了解自己是否往預定的方向開創人生。當然，科技雖能促使人內省，但并非自我認知的惟一途徑。

 

　　用字能界定我們如何思考，因此攸關重大。如果你說的是“我…過日子”，由此展開一連串的想法與行動，就與說“我…開創我的人生”時不同。反正在我聽來， live life結構累贅，因為live這個動詞緊抓著同義的名詞life，就像繞圈子咬自己尾巴的銜尾蛇（ouroboros）。同時，也好像有把基本生物功能視為目的本身的意味。蝸牛或奶牛可以live life，但身而為人，難道不該有更多事做嗎？